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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法与人口的关系（第5页）

第二十二节关于弃婴

在弃婴行为的治理上，早期罗马人制定的法规已经很优秀了。迪奥尼西奥斯·哈瑞凯纳斯说，罗慕洛斯规定养育所有儿子和长女[1235]是公民不可推卸的义务。婴儿如果经最亲近的五位邻居检验后确定肢体不全或畸形，则可以抛弃。

那些准许父亲决定子女生死和禁止弃婴的法律，在罗慕洛斯看来有些过分了。为了进行调和，他规定，如果婴儿未满三岁，坚决不允许杀害[1236]。

迪奥尼西奥斯·哈瑞凯纳斯的著作告诉我们，罗马历227年时还在实行着要求公民结婚并抚养所有子女的法律[1237]，可知习俗一直在制衡着准许抛弃幼女的罗慕洛斯的法律。

从西塞罗的一段记述中，我们知道了罗马历301年制定的有关弃婴的规定，这些规定纳入了十二铜表法[1238]。对于这之前的规定，十二铜表法没有进行任何改动，相关证据是：西塞罗在讲述保民官的职务时说，十二铜表法同样有只保留正常婴儿、出生畸形的婴儿可以立即掐死的规定。

塔西佗说[1239]，日耳曼人相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强有力的好习俗和好法律，他们从来不弃婴。可知罗马人只是后来才废止禁止这种习俗的法律，之前也曾有过。罗马法律中，似乎没有一条是允许抛弃婴儿。[1240]直到很晚的时候，就是人们安适的日子被奢靡夺走的时候，弃婴的恶习才形成。那时，父亲只会把贫穷作为财富留给子女，把真的财产留给子女，在他看来是无辜的财富流失；财产是财产，家族是家庭，两者必须严格划分开。

第二十三节世界在罗马灭亡后的局势

在最强盛的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制定了有效的法律，增加了人口数量。在那时，许多人丧失了勇气、胆量、韧性和荣誉心，甚至丢失了美德本身，而这正是罗马人所需要的。然而，良好的人口局面不久之后又一次次遭到破坏，以至想要修复它，竟连最高明的法律也做不到了。这些破坏因素先后有：共和国的日落西山，无政府状态随处可见，军政府和残酷的帝政，极端的专制主义，软弱的君主政体，蠢笨、愚顽而迷信的宫廷。罗马人似乎是抱着削弱自身以至无力自卫，最后被蛮族征服的目的来征服世界的。先后入侵罗马的民族有哥特、哲特、撒拉森和鞑靼等，一系列外族入侵之后，罗马只留下了蛮族的此消彼长。神话时代就是这种情形，在洪水过后，有许多人武装起来，于陆上厮杀。

第二十四节人口问题使欧洲发生了哪些变化

人们看到当时的情况，都不相信欧洲还有复原的可能。特别是，整个欧洲由于查理曼大帝的统治而变成一个大帝国，其领地无边辽阔。但接下来，欧洲又分裂成若干个小国。问题出在政体上。我对这些连国君都住在村子或城市里的小国要指出的是，人口数量决定了他们的势力、财富和安全。因此，增加人口的办法，他们无一不特别关注。果然，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这些欧洲小国中的大多数，当时的人口比现在还要多，尽管它们的政体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贸易的熟悉程度也不及后人，还始终面临着战乱和争斗。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此不能深究，但我却想说说十字军。这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就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的。普芬道夫先生说，法国在路易九世掌权期间竟拥有两千万[1241]的男子。

人口随着小国的连续合并而逐渐减少。过去各占一村的多个首府如今汇成一个，过去有多个权力中心——即多个地区——的法国，如今合并为国家本身这一个权力中心。

第二十五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欧洲航海业在最近两个世纪里的进步确实很大，这一发展对人口的影响却不仅是增长，还有缩减。因为，前往印度的航海员，每年都有一大批，而能够返回的只有三分之二，其余的不是死了，就是在印度定居了。其他从事印度贸易的国家大体也是这种情况。

欧洲是欧洲，航海大国是航海大国，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一个航海大国的人口，将因近邻国家海员的纷至沓来——为了参与其航海业——而增长，但如果欧洲的人口有所减少，航海大国获得补偿的方式并不适合欧洲，因为欧洲由于宗教[1242]、海洋和荒漠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隔开了。

第二十六节结果

在今天，欧洲若要促进人口增长，还是要借助法律，这个结论就是从以上所有论述中得出的。公民数量太多，共和国不胜重压，这是以往的希腊政治家们总在指出的，同样的，今天的政治家总在思考增加人口的方法。

第二十七节法国用以促进人口增长的法律

若有人养育了十个子女，路易十四就发赏金给他，并把更多赏金给养育十二个子女的人。然而，拥有如此多的子女，毕竟如同奇迹，奖赏不应只给这种人。要培养出一种普遍的、利于人口增长的精神，唯一的办法是像罗马人一样，把奖励和惩罚措施都普遍化。

第二十八节填补人口缺失的办法

国家的人口减少，未必不可补救，比如意外、战争、瘟疫或饥荒造成的人口减少。灾难会使幸存的人们更加勤奋，因为只有发扬原有的劳动和勤奋精神并想办法弥补损失，才能从灾难中挺过来。难以治愈的人口损失，是那些由于长期的内部弊病和政体性质恶劣而造成的人口损失。在这种地方，国家的颓败、悲惨，政府的残暴与偏见，伴随人们一生，当人们死去，往往只能看着，却不知为何，可以说，毁灭他们的疾病，他们已经习惯于其中，感觉不到那是疾病了。这方面有两个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笼罩在专制主义阴影下的国家，一个是神职人员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国家。

增加新生婴儿以弥补这两种国家人口损失的愿望必将落空。当一个人来到最荒芜的地方，勇气和勤奋精神均丧失，再想弥补已经为时已晚。本可供养一个民族的土地，现在只能养活一个家庭，而且是勉强做到。荒地在这些国家随处可见，却依然没有属于下层人民的那部分。不知不觉地，所有国土都归神职人员、君王、城市、权贵和重要公民所有。这些人占据着荒芜的国土和家庭被毁后留下的牧场，而劳动人民却什么也没有。

罗马人曾在部分国土上推行弥补政策，就是让每个没有土地的家族拥有土地，并把开荒和种植技术传授给他们。现在，整个帝国的以上情况，也可以推行这种政策了。应不断进行土地分配，直至满足了所有愿意接受土地的人。这样一来，被荒废的可以用来劳动的时间，再次被利用起来。

第二十九节扶贫院

贫穷的原因是不劳动，而非本来就不名一文。一个人哪怕没有任何财产，仍然可以过特别舒适的、完全可匹敌年收入一百埃居者的生活，只要他从事劳动。一个人只要有一门手艺，就算没有任何财产也算不上贫穷；相反，一个人如果拥有十亩土地，却不耕种，也会穷得生活难以为继。对手艺人的子女来说，遗留下来的手艺就是一份财产，而且，这财产的份数与子女数量一样多。而子女将十亩地产作为财产继承起来，却是一种分割，越分越小。

经商国家里的老人、病人和孤儿必须得到救助，因为那里许多人的谋生手段就是一技之长。文明国家救助需要救助者的费用，来自政府的工艺基金，这样一来，这些人当中的有能力者，有机会直接从事劳动，而其他人也在从事一种劳动，就是学习如何劳动。

国家义务的完成，绝不只是施舍大街上衣不裹体的流浪汉，因为国家义务不止于此，它包括为所有公民的生存、食物、合身衣服和无害健康的生活提供保障。

“为什么不建立扶贫院呢？”当奥朗则布面对这个问题时回答说：“我将要使国家富有起来，届时扶贫院已成为摆设[1243]。”其实，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在建立扶贫院之前，我要先让我的国家富裕起来。”

经济活动频繁才能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如果商业出现了许多分支，就不可能所有分支在经营方面都毫无困难，不可能所有从业人员永远都工作顺畅。正是因此，国家必须快速提供援助，以免人民受苦或造反。因而，扶贫院的建立或其他措施——避免悲惨事故发生——是有必要的。

然而，贫穷国家的贫穷先是普遍性的，后是个人的，因此可以说，贫穷国家的个人贫穷是普遍贫穷的代表。要解决个人贫穷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所扶贫院都不可能做到，恰恰相反，个人将由于扶贫院引发的懒散风气而更加贫穷，因为它先加重了普遍贫穷。

在英国，亨利八世废弃了僧侣制度以实现教会改革[1244]。僧侣这个阶层，本来就好吃懒做，而且由于他们的好客，另外还有一批同类人寄生于他们。这些人是无所事事整天闲逛的懒汉、绅士和小市民，他们的谋生手段，就是在一个又一个修道院游走。绅士的生计问题，在修道院里得到解决；下层人民的生存问题，则寄托给了扶贫院。但扶贫院被亨利八世果断地关停了。英国在这些改革之后确立起来的，是商业精神和工业精神。

在罗马，所有人都满意于扶贫院，感到十分不舒服的，只有努力劳动的人、有一门手艺的人、精心传艺于他人的人，还有就是土地所有者和经商者。

我已经说过，一个国家即便富有，国民也难逃命运安排的各种意外，因此同样应该建立扶贫院。在永久性的济贫机构和临时救助措施之间，我偏向于后者，因为偶然的意外一般只造成短期困难，要缓解这种痛苦，应该使用临时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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