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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回 嘱后事贤后升遐 绍先朝奸臣煽祸（第1页）

第四十五回嘱后事贤后升遐绍先朝奸臣煽祸

却说范纯仁外调后，尚书右仆射一缺，尚属虚位，太皇太后特擢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即范镇子。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即韩琦子。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嗣又因辽使入贺，问及苏轼，乃复召轼为兵部尚书，兼官侍读。原来轼为翰林学士时，每遇辽使往来，应派为招待员。时辽亦趋重诗文，使臣多文学选，每与轼谈笑唱和，轼无不立应，惊服辽人。会辽有五字属对，未得对句，遂商诸副介，请轼照对。看官道是什么难题？乃是“三光日月星”五字。轼即应声道：“‘四诗风雅颂’，这是天然对偶，你不必说是我对，但说你自己想着便了。”副介如言答辽使，辽使方在叹愕，轼又出见辽使道：“‘四德元亨利’，难道不对么？”辽使欲起座与辩，轼便道：“你道我忘记一字么？你不必多疑。两朝为兄弟国，君是外臣，仁庙讳亦应知晓。”仁宗名祯，这是苏髯诙谐语，不可作正语看。辽使闻言，亦为心折。旋复令医官对云：“六脉寸关尺。”辽使愈觉敬服，随语轼道：“学士前对，究欠一字，须另构一语。”适雷雨交作，风亦大起，轼即答道：“‘一阵风雷雨’，即景属对，可好么？”辽使道：“敢不拜服。”遂欢宴而散。至哲宗大婚，辽使不见苏轼，反觉怏怏，太皇太后乃召轼内用，寻又迁礼部兼端明、侍读二学士。

哲宗乃亲政，甫经著手，即召内侍刘瑗等十人入内给事。翰林学士范祖禹入谏道：“陛下亲政，未闻访一贤臣，乃先召内侍，天下将谓陛下私昵近臣，不可不防。”哲宗默然，好似不见不闻一般。侍讲丰稷亦以为言，反将他出知颍州。出手便弄错。范祖禹忍无可忍，复接连上疏，由小子略述如下：

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悬。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误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

这疏大意，是防哲宗召用熙、丰诸臣。还有一疏，仍系谏阻近幸，略云：

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唐亡之祸，基于开元。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再陷，用臣兴土木之兵，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幸陛下垂察焉！

两疏呈入，哲宗仍然不省。范纯仁、韩忠彦等亦面请效法仁宗，均不见纳。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即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立旧制，垂示万世，乞赐讲求，藉成继述美名。”哲宗便召畏入对，并问：“先朝旧臣，孰可召用？”畏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且言：“神宗建立新政，与王安石创行新法，实是明良交济，足致富强。今安石已殁，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请即召为宰辅。”哲宗却很是信从，当下传出中旨，复章惇、吕惠卿官。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至宣仁太后葬毕，吕大防回都，闻侍御史来之邵已有弹章，即上书辞职，哲宗立即准奏。拔去首辅，好算辣手。于是彼言继志，此言述事，哄得这位哲宗皇帝居然想对父尽孝，一心一意的绍述神宗。元祐九年三月，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拟题，题云：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

亦何有必焉！

原来元祐变政，曾禁用王氏《经义》《字说》，科试仍用诗赋，补上文所未及。所以李清臣发策，看作甚重。第一条便驳斥词赋，第二条阴主青苗法，第三条指免役，第四条论治河，第五条斥还夏四寨事，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

伏见策题历诋行事，有诏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设施，盖有百世不可易者。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至于事或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继，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深鉴其失，代之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天书，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之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濮议，朝廷汹汹者数年，先帝寝之，遂以安静。夫以汉昭帝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则大事去矣。

哲宗接阅奏章，竟勃然大怒道：“辙敢比先帝为汉武么？”我谓神宗尚不及汉武。言下即欲逐辙。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进言道：“武帝雄才大略，史家并无贬词，辙引比先帝不得为谤。陛下甫经亲政，待遇大臣，也不当似奴仆一般，任情呵斥。”正说着，有一人越次入奏道：“先帝法度，都被司马光、苏辙等坏尽。”纯仁视之，乃是新任尚书左丞邓润甫，遂抗声道：“这语是说错了。法本无弊，有弊必改。”哲宗道：“秦皇、汉武，古所并讥。”纯仁便接奏道：“辙所论是指时事言，非指人品言。”哲宗颜色少霁，乃不复发语，当即退朝。辙前时曾附吕大防，与纯仁议多不合，至是方谢纯仁道：“公乃佛地位中人，辙仗公包涵久了。”纯仁道：“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名副其实，是乃谓之纯仁。辙又申谢而退。越日，竟下诏降辙官职，出知汝州。

及进士对策，考官评阅甲乙，上第多主张元祐。嗣经杨畏覆勘，悉移置下第，把赞成熙、丰的策议拔置上列。第一名乃是毕渐，竟比王、吕为孔、颜，仿佛王、吕二人的孝子顺孙。自是绍述两字，喧传中外。曾布竟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未几，即任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既相，憸人当道，还管什么时局？什么名誉？贬苏轼知英州，寻复安置惠州。罢翰林学士范祖禹，出知陕州。范纯仁当然不安，连章求去，也出知颍昌府。召蔡京为户部尚书，安石婿蔡卞为国史修撰，林希为中书舍人，黄履为御史中丞。先是元丰末年，履曾官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惇与确有所嫌，即遣恕语履。履尽情排击，不遗余力，时人目为四凶，因被刘安世劾奏，降级外调。惇再得志，立即引用，那时报复私怨，日夕罗织，元祐诸君子，都要被他陷入阱中了。去恶务尽，元祐诸贤不知此义，遂致受殃。

会章惇复荐用吕惠卿，诏命知大名府，惇未以为然。监察御史常安民上言：“北都重镇，惠卿且未足胜任，试思惠卿由王安石荐引，后竟背了安石，待友如此，事君可知。今已颁诏命，他必过阙请对，入见陛下，臣料他将泣述先帝，感动陛下，希望留京了。”哲宗也似信非信。及惠卿到京，果然请对，果然述先朝事，作涕泣状。哲宗正色不答，惠卿只好辞退，出都赴任。惇闻此事，隐恨安民。可巧安民复劾论蔡京、张商英，接连数奏，末疏竟斥章惇专国植党，乞收回主柄，抑制权奸。惇挟嫌愈甚，潜遣亲信进语道：“君本以文学闻名，奈何好谈人短，甘心结怨？能稍自安静，当以高位相报。”安民正色呵斥道：“尔乃为当道做说客么？烦尔传语，安民只知忠君，不知媚相。”傲骨棱棱。看官！试想章惇不立排安民，尚是留些余地，有意笼络，偏安民一味强硬，教章惇如何相容？遂嗾使御史董敦逸弹斥安民，说他与苏轼兄弟素作党援，安民竟被谪滁州，令监酒税。门下侍郎安焘上书救解，毫不见效，反为惇所谗间，出知郑州。蔡卞重修《神宗实录》，力翻前案，前史官范祖禹及赵彦若、黄庭坚等并坐诋诬降官，安置永、澧、黔州，并因吕大防尝监修《神宗实录》，亦应连坐，徙至安州居住。范纯仁请释还大防，大忤章惇，竟贬纯仁知随州。惇且记念蔡确，惜他已死，嘱确子渭叩阍诉冤，即追复确官，并赠太师，予谥忠怀。一面与蔡京定计，勾通阉寺，密结刘婕妤为内援，把灭天害理的事情逐渐排布出来。小子有诗叹道：

宵小无非误国媒，胡为视作济时才？堪嗟九载宣仁力，都被奸邪一旦摧。

究竟章惇等作何举动，容至下回表明。

宋代贤后，莫如宣仁，元祐年间，号称极治，皆宣仁之力也。但吾观宣仁弥留时，乃对吕、范二大臣丁宁呜咽，劝以宜早引退，并谓明年社饭，应思念老身，意者其豫料哲宗之不明，必有蔑弃老成，更张新政之举耶？且哲宗甫经亲政，奸党即陆续进用，是必其少年心性，已多暗昧。宣仁当日，有难言之隐，不过垂帘听政，大权在握，尚足为无形之防闲，至老病弥留，不忍明言，又不忍不言，丁宁呜咽之时，盖其心已不堪酸楚矣。宣仁固仁，而哲宗不哲，吕、范退，章、蔡进，宋室兴衰之关键，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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