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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回到办公室，看到电话机已挪到了屋门口，为的是一有情况，马上往院子里跑。我换了身干衣服，又来守电话，替下仅剩一人看家值班的刘永凤同志。她爱人下乡了，只好把刚一岁多的孩子带来了。这会儿，下面询问、报告的电话又多了。报告房屋破坏的多了。

天黑后，知道了刚才那个地震是在滦县，还是唐山那块儿，震级是71虽然震级比主震小，对我们这儿影响可不小。本来因下雨，已回到屋里的人，这会儿宁可淋雨，也不回屋了。

市里、县里都下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各单位组织大家避雨防震。各级各部门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了。一批批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冒雨下了乡。县领导直接指挥我们县地办的工作，把灾情的收集、汇总、上报交给县政府办公室；县地办负责从上下掌握震情、组织群测点观测、分析、提出预测意见、落实宏观异常。大兴县进入了唐山地震抗震救灾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

这一天，我是第一次经历地震。从此，我与防震减灾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在震灾现场应急指挥（1）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张咏当时交通工具紧缺，没有移动通信工具、也没有设录像设备，更没有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现状，我们甚至都不能够及时为政府提供大地震的准确地点。&ldo;728&rdo;凌晨在市委紧急会议上，市政府领导期待而无奈的目光，让我一生无法释怀。

天津市于1975年5月在原地震队（天津市地震办公室）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地震局。一年后突然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考验了位于京津唐地区特殊地理位置的天津地震局。

我有幸参与了天津局的组建，作为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副局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在震后第一时间组织了地震队伍的应急快速响应工作，迅速去市政府汇报请示，并在数小时内迅速率队奔赴天津市重灾区宁河县卢台镇。在地震现场担任天津市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坚持工作达一月之久。

6月25日赴云南龙陵地震现场考察1973年我参加工作三年，时年27岁，已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石油部641厂（即现在的大港油田）工作，3月间我来到刚刚组建不久的天津地震队，翌年担任副队长，从此在天津地震部门一干就是31年。

1975年建局后我分管预报监测业务和台站基建。那时候，蓟县、宝坻、武清、宁河、静海五个县刚从河北省并入天津市辖区，我负责在在五个县进行地震台选址和基建工作（宝坻是在原地震台址扩建）。我国地震部门成功预报了是年2月4日发生在辽宁海城的73级地震，给专业队伍和人们极大鼓舞，所以在我的思想上对地震预报并没有多大压力。海城地震主震前发生了520多次小震，&ldo;小震闹，大震到&rdo;，成为当时一种判断模式。后来残酷的现实证实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仅仅是个别经验预报实例，时至今日我们距离地震理论预报和对于地震物理机制清晰解析仍然有极其漫长的道路。

1976年5月29日20时23分和22时在云南龙陵先后发生73级、74级地震，5月31日13时08分又在龙陵附近的潞西发生65级地震一次，我国地震界称之为&ldo;龙陵－潞西&rdo;地震，并判定为双震型，震前震后都作了较好的判断。当时&ldo;龙陵－潞西&rdo;地震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中缅边界的云南边陲。

天津市区域不大，但在&ldo;京津唐&rdo;地区所处的位置特殊。根据我市抗震、地震应急工作的需要，由我带队，抗震处刘毓琨处长参加，选择两名地震预报技术人员和两名抗震技术人员：尹伯忠、薛志照、樊效良、彭国杰，共六人组成考察组赴云南地震现场进行综合考察。

考察组6月25日飞抵昆明后乘坐云南地震局两辆吉普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颠簸了三天两宿到达到西南边陲的龙陵现场。我们向国家地震局在现场的局领导和现场指挥部汇报了来意，随即划分小组开展工作，我们考察地形、地貌破坏、山体滑坡、塌方、房屋损坏等；会见了县政府和县地震机构负责人。最远处我们到达距缅甸仅一河之隔的瑞丽，实地考察遭到破坏的一个甘蔗制糖厂。每天晚上我们住在现场指挥部的帐篷里。龙陵现场的经历使得后来我在唐山地震时的宁河地震现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同身受。

从现场回昆明的途中在澜沧江畔陡峭的山路上，我们乘坐的一辆吉普车不幸发生了车祸，一位白族简姓年轻司机给予及时救助，到保山后不得不停留数天，一是为伤员检查、诊治，尹伯忠同志伤势较重，军分区医院给了我几瓶当时改称&ldo;红药&rdo;的云南白药，二是等候交通工具。7月2日我们全体人员回到天津。

当时天津局对于&ldo;京津唐&rdo;地震趋势作过发生&ldo;45级&rdo;的预报，也有预报人员个人预报&ldo;京津唐&rdo;地区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那种估计距离实际发生的地震震级太悬殊了，因为唐山大地震从能量上相当于3万5千多个5级地震。

地壳孕育的巨大能量使得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正在步步进逼，终于在20多天后突然向我们袭来。

夜色苍茫雨纷纷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在三楼办公室里睡得正香，房间墙角斜靠着几根基建用的钢管和角铁，这些铁器撞击声和楼房剧烈摇晃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意识到地震了！此时，楼内已断电，我摸黑披着上衣匆匆直奔二楼的震情值班室，得知3时42分发生了大地震，但是不知道震中地点。在摇曳的烛光中，大家紧张地忙碌着：接电话、找图纸。住在附近的职工很快赶到。电话源源不断打进来，震后约7分钟，我接到市政府（当时称&ldo;市革命委员会&rdo;）的第一个电话是市委书记解学恭同志打来的，询问地震情况，后来他又打来过一次电话。随后接到主管地震部门的建委主任杨拯民（杨虎城之子）的电话，询问震情。我如实报告说：&ldo;正在快速收集信息，地震地点、震情发展正在分析中。&rdo;我将干部职工进行分工，指定了临时负责人，组成震情信息、震灾情况和后勤安全三个大组，责成分析组组长张肇诚负责震情值班室电话和信息汇总。有的地震台站通信中断，下面的信息一时不能报来，剧烈震动又将地震记录仪器记录笔打出格，超出最大限幅，无法计算出地震参数。

我在震灾现场应急指挥（2）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当时地震局局长林启予正在天津市北郊青光地震台&ldo;蹲点&rdo;指导工作，我责令后勤火速派车去接回林启予局长。

大约在凌晨5时许，我带领抗震处长刘毓琨、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杨国军，驱车到市政府汇报。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途中看到严重的房屋破坏和人员伤亡才骤然意识到情况极其严峻。我们开车来到位于和平区泰安道的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那座解放前建成的坚固的开滦矿务局大楼，在地下会议厅见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各委办局首长，约30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实际上就是天津市第一次抗震救灾会议，警备区部队首长也在场。

解学恭同志平静地询问了关于地震的情况，我如实把我们收集到的包括北京方面的情况做了汇报。至今感到羞愧不安的是：作为地震部门没有能够在政府最需要的时候在第一时间提供出准确的信息。

市委常委那次紧急扩大会议紧张有序进行，很快从铁路系统获悉通往唐山的茶淀车站破坏严重，综合各方面情况，判定这次大地震是在宁河到唐山方向。市委领导指示我们地震部门加紧工作。我根据地震局的实际情况和地震现场的需要，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地震局机动车辆太少，二是需要提供无线电台支持，以解决应急通信问题。解学恭同志立即责成杨拯民主任和公用局（也归建委分管）刘肖岩局长派出十部吉普车到地震局待命；由人民防空办公室的张福恒主任调派两部大功率电台支持地震局。我们紧急返回地震局后，正值林启予局长从青光地震台返回，另一名从空军转业老干部、副局长黄若影也来到机关。青光地震台的赵慧君同志凭多年的观测经验，快速正确地判定出大地震的准确方位在唐山。林启予局长遂正式向市政府作了报告。我们确定了震中位置在唐山方向，决定由我带第一支队伍立即赶赴地震灾害现场‐‐天津的宁河县县城：芦台镇。

大约早晨7时左右，我带领7个人分乘两辆吉普车，紧急向地震现场进发。

一路上看到大批解放军车辆和队伍浩浩荡荡沿津榆公路（即天津‐山海关205国道）向潘庄、芦台和唐山方向开进。潘庄大桥已经严重损坏，车辆只能单向通行，队伍滞留约一个多小时。我们继续东进，距离蓟运河芦台大桥以西约2公里处，也是宁河地震台所在地附近时，已经看到大地震发生后的悲惨境况：公路北侧河沿的田埂上已经有了很多新坟和燃烧的纸钱，但是没有哭声，只见老乡们个个黑青着脸，凝眉呆目，匆匆前行。我们快要到达芦台大桥时，又看到有七八个从倒塌的县招待所逃生出来的男人，身穿内裤，身被浴巾，步履蹒跚迎面向西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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