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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古代著作是以传抄或重刻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其间最容易生出错误。世代辗转，讹误愈增。校勘神圣的意义，便是恢复历史的原貌。历史和文明的尊严，以及对历史和文明的尊重也就都在其中了。

如果我们将藏经洞中的《大唐西域记》与传世本仔细校对，就会发现，像《论语》那样的错误不下一百处。

传世本《晋书》关于平北将军祖逖与石季龙的战争有两条记载。一条在《晋书&iddot;元帝纪》中，说&ldo;王师败绩&rdo;，就是说祖逖吃了败仗。另一条在《晋书&iddot;祖逖传》中，说&ldo;季龙大败&rdo;，是说祖逖打了胜仗。两条记载，胜败相反，自相矛盾，使得历来学者莫衷一是。而藏经洞中保存一部古写本《晋春秋》中，对这一史实有了十分肯定的记载：&ldo;平北将军伐陈川……逖设伏射之，龙乃退。&rdo;于是糊涂了千年的悬疑澄清了。

澄清了史书，就是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

（《晋书》中《元帝纪》与《祖逖传》的比较。《晋书》与《晋春秋》的比较）

洞中收藏的古本史书，除去王粲的《晋纪》，还有李荃《阃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论》、孔衍《春秋后语》、宗略和宗显《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古本图书。世界上什么地方还能像藏经洞这样，一下子找到这么多佚传的古籍!

同时许多前所未见的古代地理资料的出土，尤为我们惊喜。其中敦煌本地的历史地理面貌，在传世的记载中如同凤毛麟角，使我们一片模糊与虚无。但是现在，它神奇地从藏经洞形象清晰地走了出来。

（敦煌的地貌。古地志《皇华四达记》、《郡国志》，韦澳《州郡风俗志》，刘之推《九州要略》，李播《方志图》，梁载言《贞元十道志》，李泰《括地志》;敦煌地志《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沙州地志》、《寿昌县地境》、《西州图经》等）

至于有关敦煌地方的其他各种文书，涉猎极广，内容博大，难以穷尽。史籍往往只给我们一个冷静的梗概和写意的轮廓，这些文书却是一个个饱满鼓胀、活灵活现的生命细胞。我们几乎从它上边可以触摸到当时社会的脉搏与生活的温度。这些文书都成了历史学家第一手的研究依据。

地方文书包括官方文书与私家文书。

官方文书丰富的法制内容。它们都是古代‐‐主要是唐代‐‐律（基本法律）、令（典章制度）、格（违禁限定）、式（章程规范）的具体化的实例。

（《名例律疏》、《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天宝令式表残卷》、《开元水部式残卷》、《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等）

官府档案中各种簿籍，包括户籍、差科簿、授田簿、徭役簿、会计簿等，为我们全面描绘出唐代社会体制的真实形态。至于那些往来的公文，包括表、状、牒，极丰富地反映出当时的典章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状况。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都是从来没有记载的。

这些官府文书还范例性地给我们展示了各种公文规范、办事手续和书写格式。

（簿籍：《大足元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唐天宝十年差科簿》、《沙州会计簿》、《敦煌郡会计簿》、《吐蕃统治时期沙州仓曹会计牒》、《豆卢军和籴会计簿》、《张议潮进表》、《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曹延禄上表》、《田令程表》、《职官品阶食品表》、《大晋皇帝致北朝皇帝遗书》、《大行皇帝议状》等）

很难说这是一种珍罕的历史文献，还是宝贵的历史文物。

私家文书包括各种契约和民间社团文书。

它们就像变相的风俗画那样，展开纷纭万状的中古朝代的社会场面与人际关系。

（莫高窟壁画中描写世俗生活的画面）

每一份契约都是一幅那时代深刻的插图。

一份《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和另一份《丙子年阿吴卖儿契》，像是两则故事;还有《唐奴婢买卖市卷录白案记》，则像一曲凄婉的悲歌，都把一千年的眼泪留到今天，使我们对当时社会底层的艰辛认识得入木三分。

（莫高窟壁画中的儿童形象）

多种多样的社团文书，又带着敦煌地区优美的社会人文的光彩，照亮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这些珍罕的文书保留下来，我们就无法把中华民族独有的亲情化的群体生活方式，了解得如此生动与深入。

（莫高窟壁画描写饮酒纵情、歌舞聚乐等世俗生活的画面）

藏经洞大大展开了历史的宽度与深度，同时也加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当时的精神与情感获得感知的，是藏经洞中保留下来的大量的珍贵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富价值的是历来传世极少的民间文学。

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都是从未见过。这些古文，又像新作。中华文学更加光彩夺目。

首次发现的盛唐时期手抄本的《云谣集杂曲子》，比传世的早期词集《花间集》和《尊前集》都要古老。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词的源头。

王梵志的五言白话诗写本，共有五种，集诗达四百余首。可见这些接近生活语言而十分朴实真切的诗作流传之广。而这位成就非凡的诗人的作品是首次被发现的，它在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价值可想而知。

藏经洞对中国文学史最大的贡献，是数量颇巨的变文的出土。

变文的出土，可谓一个考古学的奇观，变文，出自寺院中的&ldo;俗讲&rdo;。是僧人宣讲佛法时，为了使那些玄奥枯燥的经义叫大众爱听，便将佛经中一些饶有趣味的情节抽出来，添花加叶，变为讨人喜欢的通俗化的&ldo;变文&rdo;。《维摩诘经讲经文》总共达三十卷，原来经文中的二三十字，一变就成了赏心悦目的千字，足见作者想象的才华。这正像大唐出现的经变画一样，使艰涩的难懂的经文变为灿烂动人的图画。变文也是大乘佛教兴盛和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创造性的体现。

（莫高窟第420窟《法华经变》、第220窟《西方净土变》、第158窟《金光明经变》、第112窟《报恩经变》、第329窟《阿弥陀经变》、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等）

变文是文字的经变画，经变画是彩色的可视的变文，它们是孪生的，只不过一个画满莫高窟的墙壁上，一个在众人的口中传来传去。

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干脆就可以看作是&ldo;张议潮变文&rdo;的精美的彩色插图。

据说当时宣传变文时，场面极有魅力。宣讲者声音悠扬，四周围着被打动了的乡里百姓。这样，渐渐就有一些非佛经的变文出现了。

（《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董永变文》、《秋胡变文》、《李陵变文》、《汉将王陵变》等）

在世俗化的趋势方面，变文与经变画完全一致;但在世俗化程度上，变文走得更远，而且愈来愈不受佛教束缚，渐渐演变成一种自由随意和锐气十足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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