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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为论法的精神辩护（第9页）

热爱国家或者热爱平等，是共和政体中的一种政治美德。就像名誉可以推动君主政体的政治发展一样，这种美德也可以推动共和政体的发展。这两种动力并不相同，因为共和政体的执法者也受法律制约，也能体验到法律的力量。所以，他必须热爱国家、热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有这样他才能肩负起监督他人执法的责任，不然，法律就会废弛。君主政体却是另一种情况，君主想让法律执行，法律就能执行。我那本书几乎就是由这些原则组成的，因为它们是如此繁杂。有些人开始提出质疑，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些原则，现在他们明白了，而各个地方的人现在已经认识、理解和认同了我的这些原则。但是，请允许我进一步解读《对〈论法的精神〉的一些解释》，以便解决所有问题。

“君主政体的原则并不包含美德”是《论法的精神》第三章第五节的标题，也是本题的开篇之言。某些人认为，共和政体的政治美德在君主政体中并不存在；为了消除这一误解，我在本题开篇“君主政体的原则并不包含美德”之后加了一句“准确地说，是君主政体的动力并非美德”。在这之后，我又加了一句“在君主政体中虽有美德，但推动君主政体发展的，却不是它”。

“荣宠是任何人、任何阶层都具有的思想。它无时无刻不代表着美德，替代了我提到的美德。”这句话被我改成了“荣宠是任何人、任何阶层都具有的思想。它无时无刻不代表着美德，替代了我提到的政治美德”。以此来解释上面那句话。

“一个人如果想做好人，必须从思想上做起。所以，在秩序安定的君主国家里，好人是非常少的，不过差不多所有人都是好公民。”在这句话之后，我又添了一句“而且不能为自己而爱国，要为国家而爱国”以免产生误会。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此处的好人和基督教所说的好人，不是一个意思，它说的好人是政治上的，而这个“好人”所拥有的美德就是我口中的政治美德，所以说，这句话可以消除所有麻烦。

此处的好人是政治上的好人，而非基督教的好人，这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热爱法律、热爱国家，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对法律和国家的爱为基础。任何国家，无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都少不了道德，所以这件事是每个国家都谈论、验证过的。现在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了，毕竟我解释过了，我的书也被仔细审查过了，不是吗？

有人说，我可以把“美德”这个词删掉（整本书要改两百多个地方），可我已经解释过这个词了，这不是说我对这个词的含义所做的解释，是白费力气吗？为了将我的新想法表述出来，我必须找一些新词，不然就要给某些旧词以新的含义；而我的选择是，给我使用的那个词下一个定义。

但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要喊出来。神学院大肆抨击作者，连“厌恶君主政体”这种伤人的话都说了。相比于在我心中发现仇恨，神学院首先想到的难道不该是我在思想上有了偏差吗？只有极端虔诚的人才会原谅此种行为，难道他们认为我已经虔诚到这种程度了？只有坏到极点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难道他们认为我已经坏到这种程度了？连宗教裁判所都不会做此推断。这样的羞辱，没有哪个公民在自己的国家承受过，好在没有比我更不该受此羞辱的公民了。请允许我再说一次：“能够和苏格拉底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让柏拉图对苍天充满了感激。我也对苍天充满感激，因为它让我降生在我当前所在的政体中，因为苍天让我敬重的那些人正是我愿意跟从的。”我的书传遍了整个欧洲，所有人都支持这一看法：无法断定在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之间，我更喜欢哪个。这两种政体都是好的，这毫无疑问，只有气量狭小的人，才会一定要从中选择一个。但是，神学院却断定我憎恨君主政体，这未免太过草率。既然如此，那我希望它能答应，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绝不会对我做出裁定，如若不然，我会将它的裁决当成滥用职权，我将向民众求援，我会自己帮自己（虽然我并不擅长这个）。

第十二题

“（在君主政体下），教育一定得与荣宠相协调，就是因为荣宠的规则是至高无上的。其主要表现在：可以把财富看得很重要，可是绝不能把生命看得很重要[2158]。”

回答和解释

这与权利没有任何关系，与此相关是事实；不是它应该是什么，而是它是什么。但是，我不希望再有人误会，于是我为“名誉”一词加了一个脚注：“荣宠就是一种成见，宗教一段时间想要把它摧毁，一段时间又想为己所用。所以，这里说的是一种事实，并不是在建议其这样做。”

第十三题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成了神学院修士们寤寐思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息贷款的说法，也为他们所知晓。他们谴责一切有息贷款，不管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2159]。”

“因此，我们应该进行这样的归因：是神学院修士们的可笑理论摧毁了贸易，并带来了随后的一切恶果[2160]。”

回答和解释

我要说清楚，下面这些话只是一个法学家的申辩之词，他对法律虽然非常了解，对神学书籍却只有一个星期的阅读体验。因此，如果我在神启真理方面阐述得不够准确，那唯一的原因只能是我的无知。

神学院此处对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提出了指控。有传言说，我曾经说过高利贷未曾受到《福音书》和《圣经》的批判这样的话，它必定是听信了此种传言。这种话我根本没说过，也没有说的必要。神学院的神职人员不曾领悟《圣经》的情感这种话，我一样没说过；不过，亚里士多德为了他们做了某些说明，他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亚里士多德有着相同的观点和言辞这样的话，我确实说过。他们拿着《福音书》，哪里用得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言辞，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更何况，基督教宽厚的解释远比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有说服力。总而言之，在这方面，神学的光辉远比哲学的光辉更能带人向上。

亚里士多德对高利贷的解释，确实被神学院的神职人员接受了，这点只要读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一卷第五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伦理学》第十章，圣托马斯的第一百三十号著作“关于高利贷”（第十七节，安特卫普，1612年版），就能知道。在这本书的第四章，圣托马斯多次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将他的原则作为自己论述的依据。他说，高利贷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因为钱币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像果子创造果子一般生产钱币，果子可以让人填饱肚子，可钱币在使用过程中却发生了转移。所以，高利贷不符合钱币的性质，违背了钱币运用的自然模式。这一切思想都是哲学思想，在这一节，圣托马斯讨论的就是这些思想[2161]。他只是在这一节的末尾，以艾泽奇尔和圣安布罗斯的话作为证据，证明高利贷违背了教会法。

人们非常敬重圣托马斯这位神学家，他都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曾经说过神学院的神职人员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高利贷学说，大家只要看看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著作就不会再责备我了，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阐述几乎相同，因为它唯一可以证明的就是他们的解释。

通过圣托马斯，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如果他们选择的依据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则，而是且只是《福音书》的原则，原本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在这本书的第六章，圣托马斯先是对各种类型的借贷进行了分析，然后按照类别将盘剥过重的和盘剥较轻的罗列了出来。以下就是这两种情况。按照圣托马斯的说法，当一个人为了去海上闯荡而向另一个人借钱时，出借贷款的人如果认为此人可以出海一试，且愿意承受本金风险，那么考虑到教皇的“出海”谕令，他就不应该收取利息。但是教皇的“出海”谕令现在已经废弃了，所以神学家一致认为可以收一些利息，但不能太高。圣托马斯坚信自己是对的，他的理论依据是：“高利贷本质上是邪恶的，这是航海风险改变不了的，时间也无法让其得到认可。”但在今天，我们认为这种合同是可以签的，毕竟航海确实存在风险，基督教的宽仁允许此种做法。

在相同的地方，圣托马斯说，出售小麦的价格可以高于市价，如果小麦在将来还款时价钱——按照推测——会上涨的话。他说：“时间并不会带来利息，所以它不是问题的关键，出借贷款者的推断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它可以带来利息。”这种贷款模式在今天已经被我们判定为高利贷，这不难理解，高价卖出小麦的人（通常来说，买主也是穷苦人），知道自己的卖价是高的，但他并不知道小麦售价到买家还款时，能不能达到现在的价格。这种合同和基督教宽仁的原则相悖，于是被我们的法律判定为高利贷。

通过圣托马斯的著作的第十章，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那本书，我们发现，按照神学院神职人员的原则，商人售卖货品的价格如果高于价值，那么他等于是在赊销货品，这就是在盘剥利息。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时间是利息的基础，圣托马斯为了证明此事还引用了教会法——是同一章的内容。但是，他说：“通常来说，这并不符合习俗，教会知道这一点，但并未追究。”我曾说过，神学院的教士们无法严格遵循这些（哲学）原则，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原则在政治和民事方面造成的影响。我能提供的最强大的证据，就是这个。

很快，这些解释就会彻底失去价值，因为我不想引发争端，所以把这段文字改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成了神学院修士们寤寐思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息贷款的说法，也为他们所知晓。其实，《福音书》已经说明了有息贷款的来龙去脉；神学院的修士们[2162]对有息贷款的态度是加以谴责，不管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我们应该进行这样的归因：是神学院修士们的可笑理论摧毁了贸易，并带来了随后的一切恶果。”是第二段受到指控的文字。

回答神学院所指控的事实还有一件。这件事实确有其事，有加以证明的必要。巴西莱皇帝制定了一项法律，要求无论何时都不能收取利息。该法令载于《市政录》第三卷第四题：“一切商业活动，均不得收取利息。”当时利奥和他的父亲巴西莱共同执政，而这项被收录在《市政录》中的法律，就被归到了利奥的名下，虽然这项法律的颁布者是巴西莱，并非利奥。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们还会看到。

巴西莱要求无论何时都不能不停地收取利息，为此颁布了这一法令。皇帝利奥也颁布了一项法律，就在这项法律中，他高度评价了他父亲的那项法令，说它既美丽又伟大。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示一切借贷行为因其父亲的法令已全部终止，这引发了严重的弊端，让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他别无他法，只能废掉这项伟大的法令，调低年利率，改为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二。他还说，如果神愿意插手人间之事，那自然再好不过，可是人通常包藏祸心，以致无法实现等。作为立法者，利奥核查、审视一切事物，对于父亲巴西莱的法令，他原本希望执行下去，可是这项法令导致的各种弊端，让他最终改变想法，废除了这一法令。我们在罗马法的教科书中，可以找到利奥颁布的八十三项新法，现在我将原文贴在此处[2163]。按照利奥的规定，无论何时，都可以按照百分之四的年利率收取利息。我们既不准备探明他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也不准备探明，他若按照《教会法》对能否收取利息进行区分，会不会得到更好的效果。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他之所以下令废除他父亲的法令，是因为该法令引发了各种弊端。利奥就说了这些，我也没什么可添加的。他说的是真的，我说的也是真的。这个历史事实由始至终从未改变，因为这个原因，整个东罗马只能确立一项具有高度适用性的规则。

利奥皇帝掌权的时间和怯懦者路易掌权的时间距离很近，利奥的法律应该没有离开过东罗马的疆域，至少种种迹象是这样表示的。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因为我在《论法的精神》第二十一章第十六节、第二十二章第十九节说过的原因：基督教完全无法光明正大地借钱，今天可以收利息（比如法律规定的租金、时间获利和显现损失的利息），但当时不行，那时推行的法令是教皇“航海”圣谕和其他同类法令，再加上神学院的神职人员非常顽固，结果，商业几乎毁灭殆尽，恐怖的高利贷让人们饱受磨难。最后，犹太人拿到了全部贷款，他们的罪孽，人尽皆知。

我此处说的是一个历史事实，这显而易见，我说的不是捕风捉影的传闻，历史上确实有这件事。

我忍不住还想说几句。在法国，所有人都认可有偿贷款理论，没有人认为收取利息这种行为是对《福音书》的冒犯，让人高兴的是，在这方面，神学家和法院达成了共识。所有人都过得平安喜乐，既然如此，没道理要强行改变这种生活啊。

第十四题

“货币史价值符号。人们想要获得这种符号，首先得租借这种符号，就像租借其他所有物品一般，这显而易见……无偿借贷是一种善行。可是，它只能是宗教劝导，不能是民事条令，因为人们不肯[2164]。”

回答和解释

以上内容已经全部删除，出处是《论法的精神》第二十章第十九节的前两段。

第十五题

“对人来说，最主要的劳动就是在土地上耕作。宗教和法律应该鼓励人们进行这项劳动，而且，气候越让人逃避，就越要鼓励。据此可以说，印度法律加剧了气候使人天生懒散这一坏效果，因为它规定：人民的土地要上缴给君王。这就泯灭了人们的所有权意识。在那里，同样的弊病还有僧侣制度的影响……在亚洲似乎有这样一种情况：气候越是炎热，僧侣就越多。印度的僧侣多得惊人，就是因为气候极热。同样，欧洲不同地区之间也表现出了这种差异。应该尽可能禁止无须劳动的生存手段，这样一来，法律才能战胜气候导致的懒散。可是，欧洲南部各国的法律刚好背离了这一原则。”[2165]

“亨利八世废弃了僧侣制度，以实现教会改革。僧侣这个阶层，本来就好吃懒做[2166]。”

回答和解释

通过刊物审查报告，我们可以知道，教会是愿意让僧侣做一些体力劳动的，这是我唯一想说的话。在这件事上，拉特拉普教士和马比隆神甫的辩论非常激烈。在这场争论中，教会支持哪一方，我并不清楚。拉特拉普教士认为僧侣之所以表现出一副混乱没有纪律的样子，就是因为他们不参与劳动。在《圣帕科米乌传》中，作者圣哲罗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说，在一次幻象中，帕科米乌看到了天使，这位天使不是向上帝祷告，就是从事手工劳动。于是，作者说：“这让这位纯净的修士明白了一件事：上帝希望僧侣们过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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